“政府评价”的启思录意义不容小看

佘宗明

    近日，《2009年广东省市、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红皮书》出炉，其中有份特殊的“公众满意度调查”。该报告显示，公众对政府满意度指数一直不高，今年全省平均值仅4.97分(总分10分)，处于“一般满意”状态。而在众多职业中，对政府最满意的是公务员，最低是农民、学生和失业者。

　　报告一出，“非量化”论就泛起。有专家指出，评价指标覆盖不全面，评分过于感性，而且定点拦截的调查方式下，受调查者未必具有代表性等等。

　　但笔者以为，这份“政府评价”的社会启思录意义仍不容小觑。它以略有误差的数据，直观反映了两方面事实：一，政府作为离人们的期望值还很远;二，对政府满意度高和低的职业，基本上顺挂其待遇、社会地位的优次好坏。

　　人们对政府“一般满意”，意味着政府差强“民”意，也暗含人们对政府更多地“权为民用，利为民谋”的利益诉求。现实中，官员“搞定就是稳定，摆平就是水平，无事就是本事”的处事作风，对“公仆”在人们心中印象的损害;政府部门错误决策，或者推卸责任，造成的政府公信力受损;政策落实的异化，对社会的公平线的侵蚀……都在这个“一般满意”中，有所折射。

　　现代政治理论认为，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契约关系，民众委托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。人们对政府的“满意”，但又有个前缀“一般”，这就启示政府，要给政府作为中的漏洞打上补丁，发扬长处，改进不足，坚持“民本位”的执政伦理，迎合民众期待，赢得人们信任与支持。尤其是政府服务的“短板”，更应努力弥补，争取让民众更满意。

　　而“公务员最满意，满意度最低的是农民、学生和失业者”，满意度的差异，体现出政策受惠、受损的阶层格局。满意度与阶层强弱势的趋一性，反映出一个事实：某些阶层作为政策既得利益者，占据着社会的优势资源，相形之下，还有些人因为政策冷落、损害或救济不力，权利陷落，成为社会上的“弱势者”。这种分化，吞噬着社会的公平公正，也催生了制度性的社会歧视、权利不均等。

　　“能否公平，考量着社会的制度良心”，罗尔斯如是说。政府须正视社会失衡中的“政策因素”，并对此进行政策修复。完善保障制度，对穷人“合理的补给”，清理弱势权利申张的渠道，政府着手于此，才能让社会天平重归平衡，也让“对政府满意度”出现普遍性的提高。